一、电视使人被动吗？

    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变化和新奇事物不断出现的时代。许多事物转瞬即逝。诞生在二十年代的电视，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大半个的世纪，并且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向那些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上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一些年代的人相比，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拥有的最特别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答案可能是：电视！ 
    我国的电视普及大致在１９８５年左右开始，截止１９９６年底，经初步统计全国电视台已近９００座；电视机社会拥有量为３亿台[1]。 另一方面，录像机、有线电视、卫星电视、ＶＣＤ、电脑的兴起又构成了更加强劲的视频冲击波。
    电视的发展令人惊讶，这不仅因为电视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的各种信息，更重要的是电视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思维和情感方式因为电视的发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速度之快，使我们还未来得及适应就已经消失。例如，在电视发展的早期，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托尼．施瓦兹把电视喻为“第二个上帝”，认为电视犹如上帝，电视观众犹如他的信徒，信徒对上帝的旨意当然应该言听计从，因此，电视将左右人们的思想、道德以及对世界的看法[2]。 与施瓦兹相同的观点出现在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１９４９年出版的一本预言小说里，在这本名为《 一九八四》的小说里，奥威尔预测由于电视的出现，到了１９８４年，独裁者利用电视就可以完全控制人民的行为。的确，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具有整合大众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只是有限的。施瓦兹和奥威尔的观点在今天的看来甚至有些可笑－－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已经不完全掌握在集团的手中，家用摄录编设备、电脑、互联网等使社会中的个人也拥有了发布信息的机会。就电视而言，现代电视观众不但不会完全听信电视，而且开始对电视的真实提出了质疑，电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
    可以说，电视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类依靠现有能力深刻而准确地对其进行分析预测的层面。但是，自电视诞生以来，围绕着电视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或者说电视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一直没有放松思考。由于出发点的不同，甚至出现不少针锋相对的看法，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些不同的观点对

　　电视的攻击：
　　１、电视是逃避现实的。它分散了我们对现实世界中重要事情的注意力。
　　２、电视诉诸最低级的标准。为了尽量争取扩大观众面和更多的广告收入，电视不断降低自己的水平。因此，它所涉及的事和收看它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庸俗。
　　３、电视使一切变得浅薄、琐碎。它播出愚蠢、令人厌烦的、使问题简化的节目。
　　４、电视同化了我们的文化。它破坏了民族文化中地区之间的多样性。
　　５、电视过多的程式化。缺乏想象和创造力。
　　６、电视是麻醉剂。
　　７、电视被有限的、狭窄的题材所禁锢．．．．．．由于没有公开的表现人的复杂性而为不少人树立了坏榜样。
　　８、看电视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经验过程。
　　９、电视被广告腐蚀。
　　１０、电视是一种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
　　１１、电视助长了情感的幼稚病。
　　１２、电视播出的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人物形象。
　　１３、电视助长了人们的忧郁，甚至恐惧。
　　对电视的称赞：
　　１、电视提供了人们所希望的东西
　　２、电视是了解世界的窗口。
　　３、电视激励人们上进。
　　４、电视有助于传播。
　　５、电视改变了政治。
　　６、电视安慰了许多人。
　　７、电视有助于人们放松。
　　８、电视教育人。
　　由此可见，围绕着电视对人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属于电视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其中，电视的感知过程的研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电视的一切效果都必须由此出发的，而对电视感知的研究最终是一个心理学课题，即一个科学问题。
　 在电视感知的问题中，关于看电视使人被动的说法随处可见。刊登在全国发行相当大的某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日本有名的一家家用电器大公司规定，不允许科长以上的干部买电视。理由是看电视会使人丧失创造力。好精明的日本人！可我们许许多多可爱的孩子正每日每夜傻乎乎地坐在电视机前乐滋滋地欣赏‘电视连环画’。算下来，每天至少有一小时交给电视机，周末、节假日更长。谜上电视的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从电视里得到的知识是零碎的，缺乏系统性。这种不费劲就能看到的‘电视连环画’，几乎不需要语言媒介，完全是被动的接受信息，长此以往，则易养成思维的惰性，使学习主动性减弱。唯有看书，读文章，方可使人开动脑盘去琢磨，去体味，去联想，去发挥。”
　　电视使人被动的看法并不是这位作者的发明，而是一个大众关注的话题。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半脑司职于词语、数学、逻辑、分析、推理、符号等工作，是抽象思维的中枢；右半脑司职于想象、节奏、空间、音乐、色彩等工作，是形象思维的中枢。在人类的早期，原始初民的抽象能力极其低下，但形象思维却十分活跃。随着左半脑得到开发，语言出现了，而后文字、印刷术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文字语言的诞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以文字语言文化为中心的历史。文字语言文化的中心是理性的，也就是以大脑的左半脑为优势的文明。经过了长达几千年的以文字语言文化为主要交流的时代后，人类在二十世纪迎来了新兴媒介－－纪录媒介的发明。以电影电视电脑为主的电子－感光媒介给世界带来了惊喜。目前，从传统文字语言文化向视听文化的世界性转移已经开始。由于电影电视诉诸大量的图像，不少人尤其是对传统文明持肯定态度的人担心，在视听媒介下成长的一代，将成为一种右脑型的人，具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但却缺乏传统的理性思维能力。正如日本电影理论家岩奇昶在《现代电影艺术》一书中所写：“我要警告诸位，现在已经‘读’得太少，‘看’得太多了．．．．．．影象时代的影象化人随着远离文字和不接触文字记号或语言符号，就会疏远上述交流活动，而倾向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对．．．．．．在现代文明社会和大众社会中，由于影象万能而削弱了理性思考能力，大量涌现象表达心情、感情等诸如此类流行语那样的感性人。”[3]
　　视听媒介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其中最有影响的电视也是在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普及的，我国则更晚，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对电视等视听媒介的担心还只是一种预测，究竟将来如何，还很难料定，也缺乏可信的科学依据。
　　认为电视使人被动，担心视听媒介会造成感性人的依据常常是所谓的图像逻辑－－“电视传播是与图像为主（也包括声音、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电影也同样如此，与铅字文化相比，图像文化使人无需开动脑筋，因为他容易理解，所以，视听者习惯于被动地观看电视。这样，人们就会毫无批判地受到电视的影响”[4]。
　　这类观点的持有者忽视了电视媒介的复合性。电视属于视听媒介，它是一种区别于身体和文字、图画等媒介的纪录媒介。由于具有视与听两个基本元素，电视不但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中纪录任何所见所闻的事物（甚至文字），而且可以构成复杂的意义表达系统。图像仅仅是电视诉诸人们感知的一个方面，它还有音响、音乐、解说等因素，即电视是图像和声音的在时空中的表现。仅仅以图像逻辑来看待电视，是以偏概全的非科学方法。何况，我们的电视节目是说的太多，对话、解说词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大有“声音（主要是说话）为主，视觉为辅”的架势。从目前电视的思维方式而言，仍然是传统文学思维方式处于主导的地位。
　　当然，电视里也有“电视连环画”，这主要是那些平庸的电视连续剧或系列剧。熟悉这类电视剧操作的人都知道，这些电视剧的出发点并不是有效地传达信息、反映现实或者启发观众的创造性思维。制作者的目的在于娱乐，通过高收视率赚取更多的广告费。电视连续剧或系列剧这种形式源于西方，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因为广告费的收入与节目的收视率成正比，因此，从商业文化的角度出发，能够赢得较多观众的节目就是“好”节目。由于大多数的观众的视听文化水平尚处在较低的水平上，故不少“好”的节目几乎成为迎合观众趣味的节目。在电视台保持稳定的收视率的多种办法中，电视连续剧或系列剧是最佳的选择。电视广告的最佳效果不在于某一个晚上获得更多的观众，而是争取观众养成在某一播出时间专爱看某一频道的节目。平庸的电视连续剧、系列剧一般都是程式化的产物，是对成功的、赢得较多观众的作品的模仿，它的设计是要使观众上瘾，被一种习惯缠住，陷入剧中人物和事件的冲突中，它满足的是那些不愿动脑筋的观众的无意义的期待。
　　作为平庸电视剧的制作者，其任务是如何有效地将期待和好奇结合起来。一方面，观众喜欢熟悉的人物和熟悉的情景，另一方面，又需要意外和突然的因素维持它的兴趣。曾风糜中国大陆的美国电视系列剧《神探亨特》就是一个典型，该电视剧的每一集都是独立的，但却以同一的人物和类似的情景作为公分母。表面上看，每一集都不同，都有不同的事件发生，但仔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它在结构、人物极其关系、人物性格、戏剧冲突的构置等方面都有固定的模式。细心的观众可能还会发现，每一集的编剧和导演都不尽相同，但每一集的“风格”都令人吃惊的相似，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样的电视剧是产品（而非艺术），是工业化设计的结果，编剧“在着手设计他的那个故事以前，他表现熟悉一份交到他手里的叫作制式的文件提出的概要，这个概要详尽地规定了这一系列「片的意图和背景，包括对主要人物的概略的性格刻划，说明他们的相互关系，并规定风格上的准则。这是创造者的圣经，他所创造的故事必须吻合一切规定”[5]。
　　由此可见，工业化的视听产品的目的在于娱乐，因此依照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当然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不可能提供新的思想和信息。从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此类电视剧的价值极低（但却有着可靠的娱乐价值）。由于不需要动脑筋，观看者尤其是儿童有可能处于被动的状态。
　　但是，电视不等于电视剧，电视里不仅有这类“电视连环画”，还有其它有意义的节目。新闻、专题、纪录片、优秀的电视剧、教育节目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信息。现在的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比他（她）们儿童时代知道的东西多，且比较聪明。究其原因，家长们大都认为是电视在提高现代儿童的知识和智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说起他儿子的暑假生活，不无遗憾地说，往年暑假，他都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每次假期归来，孩子都能流利地背上不少唐诗。可这个假期因故未去爷爷奶奶家，孩子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杨家将》，小家伙看得着迷，其父出差几日回来，这孩子竟能将所看的剧情复述出来。我对同事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宁可让他看《杨家将》。背唐诗这种传统的教子方式对孩子的益处在于：一、锻炼记忆力；二、感受文字语言的韵律；其实，大多数孩子对所背唐诗的意义并不了解。看电视剧《杨家将》的结果，不但锻炼了孩子的记忆力，而且还促使他用文字语言去复述视听语言叙述的故事。何为创造性，这就是创造性！
　　电视是一种传播媒介，其社会本性不是娱乐，而是传播信息。如果我们将电视置于由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影碟、通信卫星、电脑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中考察，其社会功能就显而易见了。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带来的信息的扩展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已大大加快，学生仅仅依靠教师和书本获取知识和信息已远远不够，因此，以电视为主的媒介是获取新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途径。一个只会读书的孩子最终可能成为时代的弃儿。
　　媒介不会自动形成被动，电视接受者大脑被动状态的形成不但与电视节目的类型、制作观念、水平等有关，还与接受者本身的视听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在视听语言上训练有素的接受者而言，哪怕是在观赏一部纯属娱乐性的节目也会有积极的反映。目前，我们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如何制作出更有教益和审美价值的作品来充实我们的电视节目；另一方面是如何提高观众的视听文化水平。现代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左右大脑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如果对两个半脑的有关部分或未开垦的区域给予适当的刺激，激发它积极配合另一半脑的作用，大脑的总能力和效率会成倍地提高。在记忆法中普遍运用的联想法、奇特形象法等都是利用左右半脑协同工作原理的结果。因此，电视节目的视听构成可以在生理－心理效应上下功夫，使观众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寻找。当然，这需要对制作者进行必要的视听培训，同时更新观念，补充和探讨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脚踏实地地做些实验，总结视听规律。由于视听媒介的纪录性可以覆盖整个媒介系列，我国相当一部分影视从业人员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再现性思维上，只知道视听媒介的纪录性功能，还没有意识到视听媒介也可能成为一种语言－－二十世纪的新语言！即使，有一些从业者已经模糊地认识到视听媒介的语言意义，但又以为那是拍电影、电视剧的事。早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过一次有关电影电视教育的研讨会，题目是：作为当代社会文化工具的电影与电视。与会者认为：“我们必须培训运用电影（电视）的信息制作者－－那些不仅把电影（电视）作为一门艺术，而且把电影（电视）用作传播媒介的人。我们有两种专业人员－－电影（电视）艺术家和那些把电影（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来使用的人。”[6]。 凡是在视听领域内工作的人，都应该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视听因素传达信息。我国已注意到电视的传播媒介作用，雨后春笋般的电教馆、电教中心、电教室的出现令人兴奋，但是，我们只注意建设机构，却不注意培养、训练从业人员。另一方面，视听作品所包含的主动性是与接受者的主动性互动的。如果观众只愿意坐在电视机前不动脑筋地盯着闪烁的荧屏，被动地接受电视里散发的连续画面和声音，那么他必然排斥需要开动脑筋、进行思考才能明白意义的作品或节目。因此，培养接受这的视听文化水平和提高作品的视听层次是相互支持的。如果大众的视听读解能力得不到提高，制作者再怎么都是空忙。有些国家和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把电影电视课程列入了教育体系中。例如在瑞典，六十年代就把电影教学包括在瑞典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教学体系中。瑞典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上电影课，到了中学，电影课甚至被视为继本国语、外国语之后的第三中语言，每周有三节课。在法国，中学也开设电影课。在美国有上千所大学开设电影、电视课程，其目的并不是培养专业的制作者，而是使现代大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二十世纪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
　　在人类的传播史上，语言、文字和印刷术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同阶段重要标志，今天，电影、电视、通信卫星、影碟、录像、广播、电脑等现代传媒的出现把我们带入到信息的时代。如何有效地运用电视为人类服务是一个新的系统课题，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武断地认为“ 看电视使人被动”“读书比看电视好”是缺乏科学性的。

二、想当然不是科学

    电视与人的被动感知问题是一个电视社会学的问题，而电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电视与观众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象是一种科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个人的看法必须以有力的社会调查和科学的心理分析作为基础，方法论也应该十分清楚和科学。但是，我们的不少研究、评论是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想当然作出的，遍布文章的我认为、我觉得、我想这样的词句尽管非常符合个性化时代的时髦标准，但却是非科学的。本文在开头引用的那篇文章颇具代表性，这篇文章以电视和读书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可是却缺乏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和材料，唯一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某大公司的管理规定。在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二元对立选择中，作者选择了前者，并认为电视“易养成思维的惰性，使学习主动性减弱。”，显然，这是一个证据缺席的简单化推论，一个个人化的想当然。　
    令人忧虑的是上述问题不是孤立的，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是一个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极不相称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个人化的想当然从来源上看，也许是大众艺术评论尤其是电影评论的延伸。艺术评论史上具有二十世纪特征的现象是大众艺术评论的兴起。电影电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带来的是艺术以及艺术评论的民主化，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电影电视实现了人类早期就怀有的模拟自身视听感觉器官的愿望，与传统的文字等再现性媒介相比，人们似乎不需要任何刻意的学习就能看懂电影电视。于是，在视听文化中，形成了人人都平等的民主化特点。由于视听语言是对现实的纪录和模拟，因此人人都可以对影视作品品头论足，因为人人都拥有自己的视听感知经验。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众多的视听消费者逐步走出被动观看的境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对作品进行思考和分析，无疑是现代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但是，大多数大众艺术评论只是只言片语式的感受和议论，所依据的是评论者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就大众艺术评论而言，这种建立在直觉和经验基础之上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可是，如果这种方法成为电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必将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电视社会学不是艺术评论，究其研究的电视与观众的关系或者电视对人的作用而言，它已脱离了个体感受而成为群体现象的观察和归纳，研究者也脱离了个性表达和直觉呈现的感性层面而成为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员。美国在电视社会学研究中讲求实证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科学进步与新思维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从传统的文字语言文化向视听文化的转移已经开始，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唯有看书，读文章，方可使人开动脑盘去琢磨，去体味，去联想，去发挥。”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传统思维方式的拥戴者怀着对新技术的恐惧为电视所下的武断结论。
    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 不难发现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这是一个变化极快，出现过无数新奇事物的时代！上海图书馆列举过影响人类的１００件大事，其中近１／３的事件是在本世纪发生的。有人认为在二十世纪，我们正在结束人类长达五千年的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现实的运动，正代表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伟大的分水岭。目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而本世纪处在人类历史中继线的正中心，正如经济学家、思想家肯尼思.博尔所说：“大致说来，我出生于人类历史的中期，我生下来以后发生的一切几乎同出生以前发生的大体相当。”[7]
    时代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思维所能想象的空间。要把握这个时代就必须更新观念，具备与时代同步的新思维。二十世纪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以及由于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存环境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对待二十世纪出现的新事物，应该具有二十世纪的眼光。具体说来，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观念，一是要牢牢抓住科学技术这个基础。否则，将成为无本之树，无源之水。二是要具备新的思维和新的视野，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老眼光来分析和研究新事物。
    电视出现在１９２７年，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产物。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纪录媒介。如果说口头语言的诞生和文字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两次大的革命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电影电视等视听媒介的出现，则标志着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三次重大革命。但是，我们不少人并没有真正认识纪录媒介的本性。电影问世不久，关于电影的研究便已展开，但人们并不是去研究它是什么，而首先研究它象什么，象戏剧还是象小说、绘画？人类思维有一种顺应传统的惰性，因为这样做最省力，最不费劲。但是，用传统思维来研究电影电视的结果是使电影的理论和创作越来越不象电影。 
    作为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产物，电影电视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引起影视技巧甚至美学上的重大变革。１９２７年以前，电影是无声的。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２７年，电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的默片美学，也产生了一系列象《战舰波将军号》这样的优秀影片。但是，１９２７年有声片的出现，使电影的美学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无声片是视觉艺术，有声片却是视听艺术，两者的媒介材料不同，因此，各自遵循的美学原则也不尽相同。可是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仍然有人用默片的美学原则来对待电影电视，把“视觉为主”的帽子依然戴在现代的视听媒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落后的默片观念。笔者在某省的广播电视报曾看到过两位电视“评论家” 关于电视本性的争论。争论的起因于对某部电视连续剧的不同看法。本来，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口味不同，看法自然不会相同，但是争论的双方都想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于是一场关于具体作品的社会学评论上升为电视本性的论争。只是在双方的争论中，电视本性成了钟摆，一会儿在视觉性上摇动，一会儿在戏剧性上晃荡－－一方将电视的本性归结为戏剧性，另一方则引经据典，认为电视的本性是“视觉为主，听觉为辅”。殊不知，双方的观点都是视听理论处在童年时期时形成的观念。以“视觉为主”论，建立在早期默片的基础之上，目前只对纯视觉媒介具有本体意义，而对电视这样的兼有视听两方面元素的媒介来说，这种观念只是一种风格，并不具有本体的含义。
    科技的进步给电影电视带来的变化不仅远远超出了技巧和风格的范畴，而且变化速度之快是传统思维难以想象的。现在视听媒介两年内由于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观念更新可能超过了以往二十年的的总和。１９８４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电影电视学校联络中心的年会上，有人提出, 一个影视教员如果在学校教了两年书而没有回到创作实践中，他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电影电视教师的资格。可见知识更新的周期在以加速度缩短。令人吃惊的是，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观点！
    视听文化是一种变化极快的现代文化，由于它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因此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引入都可能动摇不久前才建立的理论框架，如果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是做不得评论家的。目前，由于科技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构成当代西方影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面对二十世纪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的变幻莫测的各种视听现象，电影电视的研究者们和创作者们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了解各种技术的发展，用二十世纪的眼光去看待新事物，不断更新观念，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四、结束语

    尽管电视从诞生到现在只有短短的七十几年，但电视社会学已成为社会学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如果忽视电视在社会中的作用，就无法谈论２０世纪的社会变化”[8]。如今，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和观点研究电视社会属性以及电视对社会、家庭、个人影响的电视社会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的创新精神尤其重要，只有用新的视点、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去对待新的或是未知的事物，并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指导实践，才能探求到世界的奥秘。
    我们的电视社会学研究才刚刚开始，许多人不但仍然停留在个人主观经验的层面，而且受到传统思维的先入为主的严重干扰。因此，２１世纪的电视社会学研究迫切地需要科学的、系统的方法。
    电视与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在目前心理学尚无法回答许多心理现象的情况下，实证的方法可能是我们最佳的选择。我们的电视社会学研究只有超越个人主观经验和传统思维的束缚，倡导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才能真正进入科学的范畴。也许，２１世纪的电视社会学家首先应该是心理学家！

                                            （《电影艺术》2000年第4期）

注：
[1]《电视概论》序，中国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2]转引自〈日〉藤竹晓《电视社会学》中译本Ｐ１， 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3]〈日〉岩奇昶《现代电影艺术》中译本，Ｐ１０，张加贝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4]〈日〉井上宏语，转引自《电视社会学》，同[2]。
[5]〈美〉沃尔夫．里拉著《作家与银幕》，中译本《电影电视创作技巧》Ｐ１７７，周传基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6]转引自周传基实验影视学校教材之十《视觉思维》（内部教材）。
[7]引自〈美〉《第三次浪潮》中译本，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 １9８４年。
[8]〈日本〉藤竹晓《电视社会学》中译本序，蔡林海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